可以认为检察院认真考虑了虐童者的主观恶性、悔罪态度，也积极听取了被害人的意愿，做出目前“不批捕”的决定。但“不批捕”不代表李某就不受追究了，而只是说她可以被取保候审了。

　　

19日，南京检方宣布，对“养母虐童案”的行凶者李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，一时舆论哗然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则在微博表态：“反对，与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最近颁布的司法解释背道而驰！”

　　

陈士渠所说的“司法解释”是什么？“不批捕”真的是在放纵虐童吗？

　　

近年来，一系列的虐童案成为舆论焦点；另一方面，却是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所规定的“剥夺监护权”机制，20多年没能启动；司法机关对于家庭暴力往往也不作为。通过舆论倒逼，这一问题被放到了国家议事日程上。去年年底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民政部等部门出台了长达6000多字的《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《意见》对包括虐童在内的未成年人权利被侵害问题，制定了一个条分缕析、分工协调的系统改革方案。在前述《意见》的基础上，今年3月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等部门又发布了《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》。这就是陈士渠所说的“司法解释”。

　　

在目前这个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实质性机制正在构建的关键时点，发生了这起南京虐童案。它注定将成为探索、检测新机制的契机。

　　

也正因为要系统解决问题，所以，司法机关不能“头痛医头”式地片面强调“严打”。所以，“司法解释”确立的司法介入原则，是两方面的：既强调要积极介入，“依法及时、有效干预”，又要强调司法机关要“尊重被害人意愿”。

　　

因为，家庭虐童案，往往涉及未成年人成长、亲情纠葛、经济负担等等现实因素，而案发之后，小磊及其生母也多次为“虐童者”求情。就公安机关查明的案情来说，李某虐打小磊还是因为教育方式粗暴，主观恶性与之前的“江宁母亲饿死孩子案”有一定区别。

　　

所以，可以认为检察院认真考虑了虐童者的主观恶性、悔罪态度，也积极听取了被害人的意愿，做出目前“不批捕”的决定。但“不批捕”不代表李某就不受追究了，而只是说她可以被取保候审了。

　　

其实，这次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改革，最终目的不是“严打”，而是要实现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”原则。司法解释也明确提出“兼顾维护家庭稳定、尊重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综合考虑，宽严并用”。

　　

所以，司法机关要动用司法智慧，既要严肃法纪，又要对小磊的未来负责，最大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。其中的火候拿捏，比单纯的“严打”困难得多，这也是司法机关探索新机制的意义所在。